——谨以此文深切怀念温端政先生
张 光 明
（山西省 忻州师范学院）
温端政先生，１９３１年９月２８日出生于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麻步乡雷渎村。
温端政先生，大雅云亡，高山仰止。
温先生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一年时间了，他的音容笑貌时刻浮现在我的眼前，温师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因身体原因，我已好长时间没有开电脑上网了。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５日晚７时５８分，我的学生王俊杰从新疆发来手机短信告我：“惊悉温端政先生于2020年3月23日19时30分不幸与世长辞，不胜悲痛。……然老师您已古稀之年，不宜过分悲痛，万望保重！”我当即蒙了，不知如何是好。随即给俊杰打电话核实，他说是网上看见的，怕我受不了，不敢直接电话里说，就发了个短信。而后我就给温师二女儿小彬打电话了解。小彬在电话里给我讲了温师去世之情况，我实在接受不了这个现实，当晚一夜没睡成觉。当时正值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交通阻隔时期。无奈，第二天上午我只能打消了去温州悼念的想法，便从手机上给小彬发了简短的悼念唁文。之后的日子里，我与恩师相处的日日夜夜、件件往事、幕幕场景总是抹不掉地不时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１９８３年，我在忻县播明中学教语文，抽时间写了两篇文章，其中一篇是有关忻州方言前后鼻音与普通话对应规律方面的，那时我不会国际音标，只能用语言来描述，试投给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所语言研究室主办的《语文研究》编辑部。温先生是该杂志的主编，看了以后便在百忙中很快给我回复，并把此事久记在心，我非常感动。
１９８４年３月，忻县县志办公室因编写其中方言章节所需，便委派张书祥老师忻州人，原忻县二中老语文教师，熟悉本县方言，借调到县志办工作到太原邀请温先生撰写这部分内容。温先生欣然答应并问及“你们县有个叫张光明的老师在搞方言研究，你知道不？”张老师说“他是我的学生，我不知道他研究方言。”张老师回忻后想找我，不料有一天下午在县城里正好遇上了我。张老师问我“你搞方言哩？”我说“没有。”“我听社科院的温端政先生说你研究方言”张老师说。张老师又说“我现在正要去太原给温先生送方言资料，你也走哇！人家是很有名的语言专家，见人家不容易，你去了叫人家指点指点。”我说“我没有向学校领导请假，怎么能去呢？”张老师说“不要紧，回来补假吧。这是个见人家的机会。”于是我把自行车存起来，就随张老师坐火车到了太原。下车后天色已晚，张老师和我为省钱都住在了五一路新华澡堂，住宿费一晚每人八毛钱。第二天上午１０点左右我和张老师到了温先生家，温先生很热情地招待我俩，让我俩坐在沙发上，他坐在自己的办公椅子上。张老师向温先生汇报了收集忻州方言资料的情况后，对温先生说“这是我的学生张光明。”我忙站起来，温先生让我坐下，并拿起小茶几上圆
筒里的大光牌香烟让我吸，我那时候也吸烟，但我不敢吸。 面对这样的大学者，我当时心中确实有些紧张，没想到温先生是那样的和蔼，紧张的心情渐渐放松。他问了我的一些情况，
得知我想搞语法研究，他说“你不要研究语法了，中国第一部语法著作马建忠的《马氏文通》问世以来研究语法的人很多，很难搞突破，你改研究方言吧，就研究你们忻州方言，一辈子也研究不完。”温先生又说：“４月上旬我要到你们县调查方言，到时你也到招待所协助我做调查工作。”当时我愉快地答应了。
张老师回忻后给我介绍了温先生的一些情况，我初步知道温先生是个著名的语言学家，知识非常渊博。４月上旬的一天上午，我和张老师到火车站把温先生接到位于北城门楼东边的忻县招待所。以往温先生调查方言时给发音合作人每天８毛钱的待遇，这次来忻他破例每天给我２块６毛钱，对于我这个工资低家庭困难的人来说确实由衷地高兴。我配合温先生工作学习了一个星期，他觉得我脑袋反映挺快、还算可以（这是张老师背后给我说的），便说“如果你愿意的话，放了暑假来太原来工作吧！”我马上答应“愿意！”当时温先生正一边忙于撰写《忻县志》中的方言章节，一边忙于编纂《忻州方言志》。
１９８４年７月１９日下午，我和张书祥老师同到了太原，温先生把我俩安排在山西大学招待所住下来，主要是在学习的基础上协助他编写《忻州方言志》，期间我除了整理词汇外还写了此书第六章语法特点中“‘圪’的用法”和“重叠式”这两节内容，温先生看后认为还可采用。这段时间，我在温先生的指导下逐步掌握了忻州方言音系，同时对调查研究忻州方言产生了兴趣。８月１０日我结束了这段工作准备回忻，温先生对我说“你回去跟你们领导讲清楚，下学期不要给你安排课程了，我们想借调你来太原工作。”我一听马上意识到温先生是正式收我为徒弟了，心中异常地高兴，看到了希望，用忻州人的话来说就是“挖见湿土了。”回忻后，开学前张书祥老师帮我办理了借调手续。９月２０日我正式到省社科所语言研究室工作。当时正处于社科所升改社科院的过程中，语言研究室及温老师的办公室还寄设在省委党校的平房里。为了方便省时，温老师一般在自己宿舍工作，所以把我安排在他的办公室工作和休息。温老师要我协助他编纂《忻州俗语志》，我觉得自己必须在温老师的指导下好好干好好学，因我那时专业基础很差，不过有个优势就是在中学长时间教书已养成了每天久坐的习惯，于是白天干晚上也要干。温师有个习惯，不管什么时候来办公室，未进家总要喊一声“光明！”我总会随即答应，温师觉得我这个人还能坐得住、耐得住寂寞。有时温师把我叫到他的宿舍，边工作边指导我，耳提面命，循循善诱，至今记忆犹新。
温师对我的关怀非常周到细致，各方面他都考虑到了，仅举三例说明：（１）他每次来办公室看我，总要问我“你有没有钱？”“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需要的？”走的时候还要嘱咐我“晚上你工作不要超过１１点，不要熬夜！”有几次他说“把你父母亲领太原来转转！”“带你爱人孩子来太原住上几天！”我回忻州时他总问我“你有没有路费？”他常找一些借口或理由给我钱，对于我这个困难家庭来说，大解燃眉之急。（２）１９８５年２月１６日上午，温师让我于１７日（农历腊月二十八）上午乘火车赴京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取《忻州方言志》校样稿，还有些琐事。我于１７日傍晚到了北京，１８日上午去社科院取上书稿以后，当晚坐快车于２月１９日（腊月三十日）上午１０点回到太原，温师说“你辛苦了！你可以回家过年了。”随即拿出早已准备好的装在铁盒里的水果糖、糕点和挂历，让我带上回家过年，犹如父爱一般。现在想起这些，我潸然泪下！（3）1999年11月4日，我和温师、师母三人同到位于桂林的广西师范大学参加第十届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第二天还是报到期，我们三人便游览市内，温师买了5条珍珠项链，他理解我舍不得买，回太原后给了我一条，我给他钱，他生气地不要我的钱，我感激不尽，终生铭记在心。
一天下午温师来到办公室对我说“你跟我学，我不给你上课，也不专门给你讲方言研究方面的知识，你一边跟我写书一边学，实践中学习收效更大、更重要，只要你踏踏实实学踏踏实实干，就会有成果的。” 三十七年来，我时刻铭记温师这番教导，不敢有丝毫懈怠。闲暇时温师也会兴趣起来，给我讲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比如：他在北大上学时王力先生是怎么讲课的，吕叔湘先生是怎么讲课的，袁家骅先生是怎么讲课的；丁先生丁声树的知识非常渊博，音韵学功底到底有多深，我们也搞不情；李荣先生很渊博；等等。
温师品德修养甚高，远超常人。
有一天他拿出一摞差旅单据说“你给我把这些单据整理一下！”我当晚分类都整理出来，有飞机票、火车票、长途汽车票、住宿费发票等，是好几次出差的票据，共有三千多块钱。第二天我把整理出来的票据情况向他作了汇报，他说“扔了吧！”我说“你花了自己这么多钱，还是报销了吧！”温师说“算了算了！”我只好扔在垃圾桶里。三千多块钱，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我认为一般人是做不到的。有一天上午我俩工作到１１点多，温师说“你跟我一块买菜去吧！”我俩到了社科院对面的太航仪表厂菜市上，买菜的人排成长队，轮到温师，先买豆芽，他告卖菜人说“你的秤低点、低点！”又转脸对我说“他赚钱不容易，咱们少吃一口没什么。”温师南方人，爱吃鱼。买鱼的时候温师对卖鱼人说“你把小的给我都弄上！”又对我说“这小鱼谁也不想要，他不好卖了。”后边的人都笑他。温师对谁也是这样，常有人钦佩、赞扬，当然也有受害的时候。温师当时骑着一辆很旧的环球牌自行车，我见他经常骑着就落链条了。有一次后轮内胎跑了气，他把车子放给修车人补胎，待下次又补胎时，才发现前次人家把他的新胎换成旧胎了。
温师是大专家，工资比较高，再加上一些稿费补贴，经济不算困难，但他的生活简单而朴素，从不讲究衣着。１９８４年１１月中旬，温师问我“你去过北京没有？”我说“没有。”温师又说“那你准备准备，过几天我们去一趟北京，给李荣先生送《忻州方言志》书稿，你顺便认识一些人，以后替我跑。”一听要我去北京，还要见李荣先生这样的语言大家，对我这个一直生活在农村的年轻人来说别提有多高兴了。温师提前买好火车票，１１月２７日早上我匆匆吃了早餐就陪温师上了火车，９点零３分开车。我原想出远门到北京这样的大城市见大专家，温师定会换上新衣服，甚至西装革履的，结果大出所料，照样穿着往日的旧衣服，一件也没换，而且里面的棉裤比外面的单裤还长２寸多，两裤的颜色也不一样，我冥想中油然而生无限钦佩之情。有一天上午我到了温师家，他见我被大雨淋湿了，便到另一室取出他的一件蓝色中山上衣让我换上，一看料面就知道这件上衣他已经穿了二十多年了，而且黑色纽扣有的用白线缝着。２００９年７月，我和温师同到温州大学参加学术会议，温师竟然穿着四十年前买的一件白色半袖衫，因为四十年前我也穿过跟他这件完全相同的半袖衫，而我很早就扔了。
可以说，温师为我的前途和事业操尽了心。１９８５年初的一天，温师对我说“搞方言离开母语难出成果。你研究忻州方言，自己就占有大量资料，加上母语区的语言环境，谁也比不了。我们想想办法，你能回忻州师专（忻州师院的前身）研究忻州方言就好了。”事后温师多次赴忻与忻州师专中文系领导联系，建议中文系成立方言研究室，调我回忻州研究方言。好事多磨，终于在１９８５年４月忻州师专中文系成立了方言研究室。我很快结束了协助《忻州俗语志》的编写工作，背着行李怀着复杂的心情告别了温师和师母，于５月２７日下午正式到忻州师专中文系方言研究室报到上班。之所以心情复杂，难受的是不愿离开温师的身边，高兴的是有了更适合于自己的工作环境，一直工作到现在，已三十六年了。
离并回忻工作后，温师对我的牵挂和操心比原来更多，除了专业研究上写书写文章经常热心指导，还体现在生活、学习、晋升职称等各个方面的关心和帮助。经常给我寄书，只要别人送他两本他就给我寄一本；常打电话，要我晚上定在１１点前睡觉；三十多年来，无论我参编还是主编的著作，多经温师在百忙中修改，还为我联系出版事宜，倾注了他大量的心血。那时因为研究工作关系，我经常到太原出差。有一次温师对我说“你以后来太原不要在街上吃饭，既花钱又不卫生，在我家吃就好了。”此后我每到太原，一般都在温师家吃饭，大概除了他的子女，我是他家吃饭次数最多的人。温师有一次跟我说“胡萝卜营养很大，可以包饺子吃。”这年中秋节刚过，我到社科院出差拜见温师，顺便给他带去些胡萝卜，温师非常高兴，我回家时他给了我好几斤高档月饼，这样的月饼我是舍不得买的。忻州没有什么好特产，只有蒸肉还小有名气。这年腊月二十七，我和妻子加心在意地蒸了十几个蒸肉，第二天我早早拿了九个坐火车到太原给温师送去，让他和师母过年吃，温师和师母留我吃午饭。温师温州人，爱吃大米，但对师母说“光明爱吃面，给光明做点面条！”而后他嘴里顺便哼出忻州谚语“吃米不如吃面，走亲戚不如住店旅店。”饭后我要回忻，师母给我拿出１００块钱和一块毛毯，我当时说什么也不能要，温师和师母说“你不要我们的钱和毛毯你就拿回你的蒸肉吧！”我实在没有办法了，只好拿上，温师一直把我送到社科院门口的公交车站，问我“你有零钱没有？”我说“有。”我上了车他才回去，我感激地流出了眼泪。温师太忙了，但我每次回忻他都要放下手头的工作把我送出社科院大门才返回。
2007年11月27日即农历十月十八日，师母因病不幸逝世，12月7日温师打电话告我此噩耗，我以极难受的心情于第二天赶赴太原向师母表示深切哀悼、向温师表示诚挚慰问。温师说“我怕麻烦你来太原，才不敢早告你；知道你要来，我就不告你了。”就我这样的学生，他也总是怕给我添麻烦，更何况别人呢？自师母去世以后，我和妻到了太原，温师总是留我俩吃住在他家，这才知道温师每天晚上11点才上床休息，睡下后不灭灯，总要把当天的报纸都看完才入睡，大概在12点以后了。因为白天他全力投入写作，没有时间看报。
温师时刻在思考问题，常常是似睡非睡的状态。有一次在晚上去北京的火车卧铺上，温师背靠被子思考问题，他太累了，不知不觉睡着了，很快就醒了，问我“光明，我睡着了没有？”我说“可能睡着了，我也不的确。”温师虽知识非常渊博，总是抓紧一切时间和机会看书学习。在火车汽车站候车、机场候机的短暂时间，他也总要买上一份报纸阅读，有一次在去温州的飞机上他按照词牌吟唱宋词，这是我第一次听到。
方言和语汇研究，是温师生命中的全部，温师是为语言研究而生存的。温师工作起来非常刻苦，一天一般超过十个小时。外出开会的行程中，他也要抓紧可利用的一切时间工作。几次我与他到外地出差，在往返的火车上他都要利用靠窗的小桌修改或校对书稿。有一位同行曾对我说：“有的人的研究成果主要靠他手下的人写，他用嘴指挥，最后挂上主编的名字，而温老师不是。温老师当主编，他承担的比谁都多，而且都是主要部分。除完成他承担的部分外，还要把别人写的东西都一丝不苟地修改好才交出版社。”
当然，温师的学术水平是很高的，众所周知。2000年，我和温师正紧锣密鼓地合作编纂《忻州方言俗语大词典》，我主要负责正文部分条目的编写，温师修订。其中“轿杆黑埌”这个词，它表示街名，我用好几种办法解出来，觉得都不理想。后来我向我们忻州师专中文系一位搞语言的老教师请教，他也认为这条词不好解，他思考了一阵解出来后，我觉得还是不理想。过几天，我因事到社科院拜见温师，晚上我住在了社科院北邻的煤研招待所，温师跟我研究有关事情时，我顺便说“轿杆黑埌”这个词，我解了好几次觉得都不理想，该怎么解释呢？温师说“倒过来解。”温师随口很轻松地解为：两条南北走向、中间夹着一排住户的巷子，这排住户的每户人家都是东西两边对着巷子。当时旁边还站着语言所的一位研究员，马上称赞说“真不愧是语言大家！”这样解出来方显功力，无懈可击，铁板钉钉，再无法改动了。
温师为山西省语言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丰功伟绩，有目共睹，是永远不可磨灭的。温师于1978年7月调入正在筹备中的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所以后：（1）牵头筹建并成立了语言研究室；（2）同年10月牵头成立了山西省语言学会；（3）1980年6月牵头创办了语言研究专业学术刊物《语文研究》；（4）1989年1月牵头成立了山西省方言学会；（5）培养了大批山西方言研究和语汇研究的中青年人才；……。
温师曾被日本著名汉学家桥本万太郎先生称为“中国第一流语言学家、山西语言学大师”，这个称号当之无愧。温师在晋语及其地位的确立、山西方言研究、语汇研究及其辞书编纂等方面的成就和贡献是突出而辉煌的：
（1）他于1980年就提出了歇后语应该叫做“引注语”的观点，认为歇后语前后两部分之间是“引子”和“注释”的关系，歇后语并不歇后。
（2）2000年5月在河北师范大学举办的第四届全国汉语词汇学学术研讨会上宣读了《论语词分立》的论文，第一次正式提出了“语词分立”的观点，后在长期刻苦研究的基础上于2005年1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汉语语汇学》，温师有一次跟我说“这是我的力作”。它填补了一项空白，标志着我国语言学界一门新兴学科的诞生，具有里程碑式的伟大意义，震动了国内外语言学界。接着又于2006年9月温师又在商务印书馆主编出版了《汉语语汇学教程》，同样具有开创性。
（3）2008年10月在河北大学举办的第七届全国汉语词汇学学术研讨会上宣读的《再论语词分立》的论文中又根据“语词合一”的主张，提出了建立“汉语语词学”的观点，又经十年多的艰苦努力，于2019年5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另一部力作《语词学基础》，表示又一门新兴学科诞生了。
我认为，温师作为一个学者，在自己的学术领域内能够创立两门新兴学科，这在我国语言学界是不多见的，当代或许是绝无仅有的。
温师的科研成果丰硕。（1）出版著作：独著8部，主编3部，合作4部，参与编著5部；（2）出版工具书：独著3部，主编91部，合作6部；（3）发表论文：独撰61篇，合作6篇；（4）发表书刊评介6篇；（5）发表译作5篇；（6）撰写前言和序35篇；（7）发表其他文章12篇；以上总字数达3000多万字。尚有温师主编的1300多万字的大型辞书《语海》即将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2019年8月9日上午，温师给我打来电话说8月16日至18日在忻州召开第七届全国汉语语汇学学术研讨会，要我到时参会。16日上午9点45分我从忻州火车站接温师到泛华京伦大酒店报了到，会议上专门把温师和我安排在1607房间。17日上午和18日上午温师作了两场精彩的学术报告，温师精神焕发、步态稳健，与会者都惊奇温师根本不像个89岁的老人。18日下午4点10分我打的把温师送到火车站回太原。当晚8点12分我正要给温师打电话，结果温师给我打来电话说“我已经回到家了，感谢你这次忻州开会一直陪着我。”我在电话中谨请温师“好好保护身体，有事给我打电话！”真是天有不测风云，没有想到的是，这次忻州会上竟然是我和温师的最后一次告别，“我已经回到家了，感谢你这次忻州开会一直陪着我。”是温师最后跟我说的一句话，“好好保护身体，有事给我打电话！”是我最后给温师说的一句话！有幸的是，这次忻州会上我陪了温师将近三天时间，无比的高兴，永久的思念。
温师为语言科学研究艰苦奋斗六十多年，终于耗尽了他的全部心血。恩师，您太累了，安息吧！恩师之德，如嵩如岱；恩师之学，似河似江。师恩巍巍重太行、攸攸长汾水。我以无比崇敬的心情，永远缅怀温师之学术风范、高尚品格和慈父般的感情。
哲人其萎，胡天不悼？温师之英名和辉煌业绩永垂不朽！
